为进一步规范公开募捐的乱象问题，新修改的《慈善法》，对合作募捐（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的条款进行完善，修改为：
“第二十六条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合作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开展公开募捐。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对合作方进行评估，依法签订书面协议，在募捐方案中载明合作方的相关信息，并对合作方的相关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负责对合作募得的款物进行管理和会计核算，将全部收支纳入其账户。”
同时在法律责任方面明确规定：
“第一百一十一条 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责令退还违法募集的财产，无法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情节严重的，吊销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或者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被吊销的，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四）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合作，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
如何理解新的条款和内容，结合行业的情况，聊聊对合规募捐新规和理解和适用。
第一，合作募捐的修改回应了现实问题。自2016年慈善法实施以来，大量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通过具有公开募捐组织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公募机构）开展募捐活动，大量募捐的活动取得一定成果，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由于一些公募机构对合作方的管理不严，公募机构沦为通道，更甚有些合作组织或个人以合作募捐名义，将募捐款项落入自己账户，利用信息差，行诈骗之实，严重损害了慈善行业的社会公信力。是故，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合作募捐的监管。此次慈善法的修改，直面该问题，明确作出了回应，重塑合作募捐责任边界。
第二，明确公募机构在合作募捐的责任。根据第26条规定，合作募捐公募机构的责任包括：1.对合作方进行评估，2.签署书面协议；3.募捐方案载明合作方相关信息；4.对合作方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5.管理募得的款物和会计核算。在法律责任方面，根据111条规定，公募机构违反第26条规定的均属于处罚情形，也就是说只要违反第26条任何一个“字”都有可能触发行政处罚的条款，违反的多少，程度等决定了处罚的轻重，轻一点的是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登记证书或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并予以公告。此外第112条规定，对公募机构直接负责人和其他主管人员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止其1-5年内担任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结合26条、111条、112条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募机构在合作募捐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对合作方的管理，防范法律风险。
第三，细化公募机构对合作方的责任边界。虽然赞成加大公募机构对合作募捐的责任要求，但同时需要防止，由于责任边界不清，责任过载过重的问题，导致公募机构“躺平”，收缩减少甚至不开展合作募捐，那么就出现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公开募捐的权利受到实质性的剥夺，所以需要细化、明确公募机构对合作方管理的责任边界，保证慈善法理解适用的统一，防止过度滥用条款。
1. 对合作方进行评估。没有人能评估出来合作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并不能因为合作方存在问题，一棍子就打到公募机构身上。举个例子来说，合作方负责人存在感情纠纷或者性丑闻，引发社会负面舆论就认为公募机构没有做好评估，追究公募机构的法律责任，是不妥当的。所以，需要明确合作方评估的内容和标准，我认为公募机构对合作方的评估定性上以形式层面评估为主。首先，明确合作方是一个法律合格的主体，是依法登记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不能是非法社会组织（如未经登记的联盟）、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21条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进行募捐）、合作时未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近二年内未遭受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等，自然人的应当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其次，明确合作方在开展慈善活动方面具备一定的经历和经验，可以加上近二年内机构没有严重的负面舆情等形式要件。最后，评估是有成本的，并不能要求所有的公募机构采取最严格和规范的流程对合作方进行评估，我认为应该采取的是提供材料方式进行评估方式，把握不准的，公募机构可以组织专家进行评估。
2. 依法签署书面协议。依法签署书面协议，是要通过双方协议方式，明确权责，在面临各种情况的时候，明晰责任主体，通过民事合同来追究责任，解决责任不清不明的问题。虽然协议，是民事主体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法律不过度干涉，但是由于慈善行业法律能力相对缺失，有时候对双方协议约定的较为粗糙，最终虽然签署了协议，但是最终也实现不了法律的效果，所以建议民政部门可以学习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相应大的合作募捐示范文本，供行业参考（比如住建部门对租赁合同有示范文本），通过示范文本确定大的框架架构，双方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完善和修改。需要注意的是，合作募捐的示范文本仅仅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民政部门审核备案的材料，防止示范文本剥夺民事主体自治权利。
3. 募捐方案载明合作方有关信息。募捐方案载明合作方有关信息的，我认为作为对外公开的资料，在载明有关信息时，是完整、简明扼要的，这里的有关信息指的应该是组织名称、统一信用代码，负责人、联系方式（地址、电话、邮箱）、是否已经评估等。
4. 对合作方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我认为这里规定的合作方的行为，是指合作方的募捐行为，而不是所有行为，即合作方在募捐前的准备行为、募捐时的筹款行为、募捐后款项使用。公募机构，需要对合作方的上述行为进行指导，指导就是需要告知合作方募捐的流程和程序，行为规范和禁止内容，公募机构应当定期对合作对象进行培训宣讲，强调和明确筹款合规伦理行为要求，建立筹款的基本操守。监督，就是对于合作方的行为存在不规范的，可以要求其修改和调整，对于一些重大项目，可以委托第三方对合作方进行审计等。
5. 管理募得的款物和会计核算。公募机构需要严厉禁止合作方私自收款，所有募集的资金、物资，都是由公募机构统一管理，合作方在募得款物统一交给公募机构进行会计的核算，防止合作方利用公募项目的名义，躲避慈善监管，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的情形。这个时候公募机构和合作方要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信任关系，可以广泛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操作管理系统，打通公募机构和合作方在合作方面的堵点和难点，实现募捐款物的统一管理和会计核算。
综上所述，新修改的慈善法加强合作募捐的管理规则，但是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地政策，把握好尺度，在修改《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时，征求各相关方意见，朝着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方向前行，规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不能为了规范限制了发展。
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供行业参考。
作者：何国科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