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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慈善法实施以来接受的最集中、最全面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应急机制、信息公开、志愿服务、法律宣传等方面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这是慈善法自2016年9月颁布以来的首次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报告对慈善法实施四年来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报告认为，中国慈善事业与社会财富量级、第三次分配的地位不相匹配，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效能还需进一步激发。目前慈善组织的质量、数量、结构等与立法预期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而慈善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等问题。
因而报告建议，以解决新趋势下的新问题为主要内容，通过尽快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和适时修改慈善法。报告特别提出增加网络慈善专章，以系统规范网络慈善。
这份报告引起了慈善行业人士的广泛关注。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资深公益法律人士、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认为，这份《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明确提到了下一步诸多方面的工作思路，为未来《慈善法》法律政策的改革、发展及其方向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很有可能成为修法“前奏”。
无论是创办企业基金会，还是开展公益营销或慈善信托，何国科提示热心公益的企业或企业家更多地关注慈善法。“不夸张地说，企业做公益慈善事业，没有慈善法的助力，会走的很艰难”。
《华夏时报》：在慈善法实施4年之际，人大发布了这样一份执法检查报告，意义何在？
何国科：对于公益慈善领域来说，这次《慈善法》执法检查的意义肯定是重大的，我也很少看到有哪一部法律在诞生4年之后，人大就去检查其实施情况，而且是这么大规模的一次执法检查，这种情况确属罕见。就我从实务角度来看，该报告对《慈善法》实施4年以来，公益慈善领域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行业呼声、业界呼吁等多个层面都在其中做了呈现。
通过报告全文不难看出，这次检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超以往任何一次。这对推动下一步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疫情反映出来一些问题，如应急机制、信息公开、志愿服务和法律宣传等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予以了明晰的梳理。明确指出“政府部门与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以及“由于慈善组织信息化管理水平整体偏低，对捐赠人特别是网络捐赠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导致信息公开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过高，存在公开不及时、不完整、有纰漏”等问题，这对于未来我们应对一些重大灾害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如何真正发挥第三部门和第三次分配的力量，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认为国家之所以特别重视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就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公益慈善力量和第三次分配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慈善法》实施四年的执法检查报告，其实也释放出下一步国家和政府部门有意进一步促进公益资源的发展、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力量，完善社区治理，完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等诸多利好的信号。相信在这方面国家已经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华夏时报》：我注意到这份报告较以往同类型的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对当下公益慈善事业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甚至是一些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中都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业界就此似乎有一些猜测——这份报告是否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慈善法修法的前奏？
何国科：我认为它是有可能成为《慈善法》修法的前奏的。因为这个报告当中明确提到了下一步诸多方面的工作思路，提到了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作为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于此时推出这样一份报告，无异于为未来《慈善法》法律政策的改革、发展及其方向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
这份报告的价值在于其不仅有高度和格局，还有具体的“接地气”的建议。比如，报告中明确提到了要增加网络慈善专章，提到了健全应急机制、对突发事件应对法予以修改，包括对公益支出的调整等。毋庸置疑，相较于一般的业界专家、学者提出同类问题，全国人大的建议肯定更具有实际推动修法的可能性，意义非凡。
《华夏时报》：纵观本次报告，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几点？为什么？
何国科：第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次《慈善法》执法检查的范围之广，参与的人数之多，以及效率之高。《慈善法》实施检查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慈善法》社会化普及的一个过程。在这之前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对《慈善法》的内容并不十分了解，但是通过这次执法检查，有45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了全过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深入了解公益行业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这一点很重要呢？我认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决不是民政部门一家的责任，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工程。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关，能够对《慈善法》4年的成绩和不足进行总结，推出如此大规模的执法检查，这个过程其实就在推动各部门、各行各业都参与其中，从整体认知上有一个提升。
第二，就是报告第三部分提到的“慈善法实施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这里面提到的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主要问题，促进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彻底，慈善组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互联网衍生的慈善新挑战”等5个方面的问题是非常中肯的，将公益慈善领域行业中许多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都做了阐述，诸如慈善组织的认定及其含金量不足，互联网慈善中亟待弥补个人求助立法的空白等比较尖锐的问题也都作了回应。
第三，从实务角度，我对报告中提到的这个监督过度和监督不足的问题印象也十分深刻。比如，民政的编制体系不完善、执法力量不足等曾经提过多次，但从来没有在人大层面提出，这次也明确提到了。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报告中提到的关于监督过度的表述。关于“监督过度”这个表述，全国人大最终落脚点在于慈善组织的自治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监督层面不单是执法和处罚的问题，而是说在慈善组织的自治和章程管理方面，目前的法律政策限制太多，包括章程修改，负责人任期等，慈善组织可以自由的表达的太少了。
现在慈善组织越来越多的内部矛盾和纠纷，包括如何换届、理事会如何运营等，其实这些事情都应该是慈善组织自己决定的事情，民政部门不应该去干涉和作硬性规定。比如私人成立的慈善组织，就可以允许他们不换届，理事长也不一定70岁就必须卸任，也没有必要规定负责人不能连选连任。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不合适的，但我发现这次报告中也提到，由于慈善组织章程中的一些规定与组织自治的要求不相一致，已经影响了其灵活性和可持续发展。
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要把权利还给慈善组织，不是说政府不提供指导、评估、监督，而是希望能够把更多本来就属于慈善组织应有的权利重新交还给他们，让他们自主和决定，尊重民法典的精神（法人意思自治），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要通过一个格式性章程就把一个慈善组织的所有活动都限制死了，只要慈善组织能够坚持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底线，不做违背法律和基本政策的事情，应该把属于慈善组织自治的事情还给民间。
另外还有就是关于修改评估管理办法，修改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设网络慈善专章，这些内容都切实回应了行业内当下的一些现实需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夏时报》：结合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从企业和企业家这个层面来看，他们是否也有必要关注《慈善法》？《慈善法》的掌握和运用，对于企业发展有何价值和意义？
何国科：我觉得从企业和企业家这个层面而言，非常有必要关注和了解《慈善法》。因为《慈善法》规定的并非“小慈善”，而是“大慈善”的概念，涉及到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且都涵盖于《慈善法》调整范围。
对企业或企业家来说，你无论是创办企业基金会，还是开展公益营销或慈善信托，每一项都与《慈善法》密切相关。《慈善法》可以从宏观角度指导企业和企业家如何结合自身战略发展，设计和安排出一个更适合的慈善发展之路。
我接触过很多企业背景的基金会，他们还是特别重视《慈善法》对企业未来整体战略安排的影响，目前他们也在认真的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不夸张的说，企业做公益慈善事业，没有《慈善法》的助力，会走的很艰难。掌握了《慈善法》的核心要义，企业的发展战略才能有更好的制度安排，所参与的公益事业才能与初心更为契合，未来的路也才更有希望。
最后，关于全国人大慈善法执法检查，我也有一点小小的担忧，报告写得特别好，关键是怎么落实，希望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后续推动力、持续性要跟上，所以我还是希望国家对此能够有更有力的整体战略安排，且给予长期的努力推动，结果一定是值得期待的。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