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培训实录

    民事活动时刻存在风险，公益活动也不例外。举例来说，公益项目设计完成后开放申请，申请审核完成、申请结果公示之后才发现有的申请人不符合接受资助的条件，应该如何处理？捐赠人已经捐赠出去的财产，是否可以追回？公益组织或者公益行业的从业人员如果被“泼脏水”，甚至遭遇网络暴力，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如果公益捐赠的财产造成他人损害，如何处理？

    公益活动中的风险无法完全消除，就像赛车比赛中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而公益人学习《民法典》，就像赛车手穿戴上防护服和头盔，是在帮助我们有效防范风险、进行自我保护。

为什么说民法典可以在我们公益组织的业务开展中起到保护作用？

民法典在第一条第一个分句就明确提出了立法目的——“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公民政治、经济、人身方面的各项基本权利受到《宪法》保护，民法典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宪法精神的落实和体现。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民事权利”进一步确认了民事主体享有的各项民事权利。在总则编之后，民法典围绕民事主体人身、财产等各种基本权益，形成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各编。

民法典第二条澄清了民事主体的范围，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这些民事主体是民事权利的享有者，也是民事义务、民事责任的承担者。公益组织一般采取社会团体、基金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形式，属于“法人”中的非营利法人，而公益组织的从业者则属于“自然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都是民事主体，依据民法典享有民事权利。民法典第三条更进一步，明确规定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总结而言，民法典开篇三条规定具有统领性的作用，从立法目的、编纂体例、宗旨上都体现了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基本精神。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根据民法典的前三条，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理念：民法典保护民事主体的所有合法权益，遵循的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权利思维。换言之，民法典不是列举式地限定民事主体所拥有的几种权利，而是开放性地允许民事主体在合法范围内自由地进行民事活动，这确保公益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的自由。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尽管受到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限制，但是在合法范围内，享有的权利是开放性的，可以开展的活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种权利思维应该成为公益实践的底层思维，《民法典》既然赋予了我们公益人各种各样的权利，我们就不应该限制自己的思维，不要只敢做自己或者其他公益组织做过的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远远比我们已经做过的，或者其他人已经做过的要更多。学习民法典，了解我们享受的权利，对于公益组织开拓创新，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尽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公益活动的开展具有无数的可能性；但是，道德、政治、社会舆论等法律之外的原因，也会对公益活动产生限制。比如，一个公益组织准备在网上发布公开募捐的信息，希望发布一个贫困边远地区学校的照片，来反映学校的真实状况。准备发布的照片中，包括了学校里一些小朋友的面部肖像。从肖像权、人格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如果照片的用途是非营利的，并且只是为了展示学校的环境，那么使用一些小朋友的肖像一般是不会构成侵权的。也就是说，仅仅从法律角度看，这么做没有问题。但是，从公益组织的角度，从保护儿童的权利的角度，就可以多做一些改进。比如，我们可以在拍摄照片之前先取得儿童监护人的许可；或者挑一些远景照片，只展示儿童背影或学校环境的照片等。如果确实希望能用一些儿童的面部表情来吸引大家捐款的话，可以使用一些商业素材库中，权利人许可公开免费使用的儿童照片。这个例子说明，除了法律的底线以外，我们公益机构在开展活动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开篇我们介绍了民法典的权利保护思维，接下来我们用公益组织业务开展中经常遇到的5个具体问题为例，更加细致地谈一谈民法典对我们的保护，在实际情境中体会民法典的权利保护思维。这5个问题分别是：项目资助能不能反悔，捐赠物资的质量责任，捐赠财产的追回，名誉侵权，以及意定监护的价值和意义。

案例    某个基金会发布公告，开放一个环保类型的公益项目的资助申请，并提到申请该项目资助的具体要求和需要提交的材料。经过对申请机构材料的评审和申请机构人员面试等环节，该基金会公布了通过评审的申请人名单和对应的资助金额。同时，基金会也向各个通过评审的申请机构发送了邮件，告知它们下一步的计划是签署资助协议。在签署资助协议之前，基金会发现其中的一家申请机构A机构，存在不适合资助的情形，这时候基金会能不能拒绝资助A机构呢？

民法典第471条提到了订立合同的两个重要概念，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要约、承诺”的方式就是民法典当中订立合同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如何理解这种方式呢？

第四百七十一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要约和承诺，经常出现在讨价还价当中。比如说，你看中地摊上一件衣服，问老板衣服多少钱。老板跟你说这件衣服100块钱，这就是一个要约。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卖的东西是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100块钱，只要给他100块钱，他就一定能卖给你这件衣服。这个时候，如果你答应了用100块钱买下有衣服，那么你就做出了一个承诺，同意了老板的要约。承诺发出之后，你就必须要把100块钱给老板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订立合同的过程。很多时候，讨价还价不止一轮。比如，老板说衣服100块钱，你说太贵了，能不能60块钱？这时候你发出的就不是承诺，而是一个新的要约。通过这个新要约，你告诉这个老板，如果这件衣服60块钱的话，你就愿意把衣服买下来。这个时候，如果老板说：行，60块钱卖给你，那这就构成了一个承诺。要约、承诺结合在一起，达成了意思的一致，就形成了一个合同。

要形成要约、承诺的对应关系，必须具备相应的要件，并不是任何的表态都可以被算作要约或承诺。民法典第472条明确了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且规定要约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约的内容要具体、确定。换言之，如果仅仅表示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具体该怎么合作，合作的内容没说清楚，这样的表态是不能构成要约的。要约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在要约中，必须表示自己愿意受要约约束、愿意遵守要约条件。简言之，你如果想发出一个要约，那么就必须在要约中告诉对方说，我提出的条件是我自己愿意去遵守的，只要你同意，我就一定按照条件来履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方说行，我们就这么干，这就形成了一个承诺。要约和承诺相结合，双方的意思达成一致，就形成了合同。

第四百七十二条　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回到刚才案例，用民法典第472条中关于要约的两个条件来看，基金会和A机构在签署协议之前，双方有没有可能已经通过资助项目的申请和审核，达成了要约和承诺？对于要约的第一个要求，需要判断双方对于交易中具体的权利义务安排是否已经达到了具体明确的程度，这个是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的。我们需要判断，基金会发布招募公告，申请机构提交申请材料，以及基金会评审过程，双方在这一系列环节中表达的意思，是不是已经明确到可以执行项目的程度。有的项目需要考察申请人的资质和业务能力等，或者需要对项目执行的内容进行设计，那么在项目完成审核的时候，这些条件就还不具备。对于要约的第二个要求，需要判断要约提出方是不是明确说愿意遵守要约。简要之，只要对方接受了，要约提出方是否就愿意参与这个项目或者说就愿意提供资助。在这个案例中，要约的提出方并不一定有这方面的表示。

要判断要约的形成，首先要看一下最后提出的，有可能形成要约的是哪一方。在这个案例当中，基金会公布通过评审的申请人名单和对应的资助金额，并且通过给这些申请人发送邮件，告知接下来签署资助协议的计划，这实际上是基金会这一方最后表达了一个意思。我们需要判断这个意思能不能构成要约，假设基金会对于项目的具体的执行安排，已经在各个环节中表述得很明确了，那么我们就重点考察第二个条件——基金会是否表示自己受要约的约束。其实，基金会在一系列环节中是有所保留的，它并没有表示自己愿意受到通过的评审名单和资助金额的限制，而且提到接下来还需要签署资助协议，在资助协议当中肯定会做出更具体的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安排，这些安排在申请过程中是没有做出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案中基金会的意思表示没有符合要约的第二个要求。

如果基金会公开了项目入围名单，明确提到基金会要资助这些人相应的金额，这是否属于慈善法第41条公开承诺捐赠的情形？接受资助的这一方可不可以依据慈善法第41条，要求基金会必须履行捐赠义务？

第四十一条　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一）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辨析捐赠和资助的区别。慈善法第41条中的公开承诺捐赠的主体是捐赠人，一般来说是个人或者企业，他们把自己的合法财产承诺捐给公益机构。同时，捐赠涉及财产性质的转换，财产准备从私有财产的领域进入非营利组织，成为具有公共性质的财产。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诈捐、蹭热度等可能会损害公益行业健康发展的行为，慈善法才作出规定，要求公开承诺捐赠的原则上必须履行承诺，除非存在特殊情况，否则不能撤回捐赠。

与捐赠不同，在资助的过程中，各方主体都是非营利机构。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申请资助的A机构也是一个非营利机构，财产在非营利机构的内部进行财产流转，它的财产性质并没有改变，始终是具有公共财产性质的财产。所以公益组织相互之间的资助，即便是公开承诺的，也并不适用慈善法第41条。

另外，慈善法第59条也规定，慈善组织对受益人提供资助的，如果受益人出现严重违反协议的情形，使得资助财产的使用不符合慈善财产的公益性的要求，慈善组织有权解除协议，并且要求受益人返还财产的。财产从受资助方退回慈善组织，财产的性质依然是公共的。第59条的规定也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观点，公共财产在同样的性质中流转，并不适用慈善法第41条，一旦承诺之后就不能返回的规定。

案例    在疫情期间，某个协会接受医疗物资，需要转赠给一个医院。协会负责人担心捐赠的物资的质量问题。公益组织对捐赠物资质量的核查需要做到什么程度？出现质量问题之后，协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其实，公益组织并不用过于担心。民法典第1203条明确规定，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公益组织并不是生产者或销售者，不需要承担民法典中规定的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三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但是，在以下几种情况，公益组织可能会对产品质量问题承担责任，需要特别注意。公益组织在捐赠产品的时候，有一个赠与人的身份。民法典规定，如果赠与人明知道赠与的产品存在瑕疵或安全隐患，并且又故意不向受赠人提供这些信息的话，那么是有可能承担责任的。如果公益组织承诺或保证赠与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的话，也是有可能承担责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建议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在提供捐赠的时候说保证捐赠产品质量没有问题。但是，公益组织可以说自己已经根据慈善法的要求，核查了捐赠物资的生产合格证，或者核查了产品的规格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第六百六十二条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公益组织在捐赠物资的过程中，可能会成为捐赠物资的运输者或者仓储者。民法典第1204条规定，如果是运输者或者仓储者的过错导致产品存在缺陷的，那么运输者和仓储者也是有可能承担责任的。虽然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是第一责任人，但他们承担赔偿责任之后是可以向运输者仓储者进行追偿的。所以，对我们公益组织来说，在捐赠的过程中，尽可能不要做运输者或者仓储者。有必要做运输者或仓储者的，就要注意做好产品的保存工作，不要出现存放过期等问题。

第一千二百零四条　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总结起来，核心的问题还是面对捐赠物资，公益组织应该如何履行产品质量或者验收的义务。其实，在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指引：基金会接受企业捐赠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要求企业提供产品质量认证证明或者产品合格证，以及受赠物品的品名、规格、种类、数量等相关资料。公益组织——不管是基金会还是民非，参照这个规定来做就可以了。其实，不管接受捐赠的是不是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公益组织都可以要求捐赠人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以及规格、品名、种类数量等材料。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去采购产品的时候，也会去关注这些信息。和普通消费者一样，公益组织其实没有能力对产品进行核验，很多时候也没有必要。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要求对方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产品的品名、规格、种类、数量等材料，就已经足够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合格安全，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了。

同时，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也强调了受赠财产必须经过基金会的验收确认。如果公益组织对捐赠的东西是否有合格证，数量是多少，产品是否在保质期内都没有进行验收，而是允许捐赠人直接捐赠，然后就要开具捐赠票据，是不符合规定的。民政部的规定里明确，如果受赠财产未经基金会验收确认，由捐赠人直接转移给受助人或者其他第三方的，不得作为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不得开具捐赠票据。

案例    一个企业与公益组织签署捐赠协议，这个企业在协议当中约定，如果公益组织违反了捐赠协议当中的要求，比如改变了捐赠财产用途，那么捐赠企业可以要求公益组织退回捐款。民法典和慈善法都规定了，公益捐赠性质的赠予合同是不能任意撤销的。这个企业在合同中约定可以追回财产，是不是违反了民法典或者慈善法当中公益捐赠合同不能撤销的规定？

第六百五十八条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其实并不一定。因为有关退回捐款的约定更像是关于合同解除的一个约定。合同的撤销和解除，虽然十分类似，但实际上有不同的法律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辨析撤销合同和解除合同的区别。什么是撤销合同？撤销是法定的，撤销的发生限于法律规定的若干种情形。换言之，当事人不能在合同里约定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这是因为当事人通过单方面的撤销行为就会影响到合同成立的稳定性，所以必须对撤销有相应的限制。法律规定的合同可撤销的常见情形有哪些呢？比如，合同的意思表示有瑕疵，签订合同的时候有被欺诈或者被强迫的情形等。还有，民法典第658条规定了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如果是公益性质的赠与，就不能任意撤销。所以，撤销是法律规定的若干种情形。撤销的后果是导致合同自始无效，相当于合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如果因为被撤销而导致合同无效的话，行为人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如果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撤销后要求双方恢复到合同签订以前合同不存在的状态，因此，撤销对于合同稳定性和交易安全来讲，是比较严厉的一种措施。

第一百五十七条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至于合同的解除，既可以是因为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也可以是因为当事人约定。比如，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了，就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的后果并不是合同自始无效；而是在合同解除之后，合同就不存在了。民法典第566条规定，合同解除之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且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例如，租房合同或供水供电的合同如果被解除了，已经享受的住房，已经用的水，很难要求恢复原状，所以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是，双方不再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因此，合同解除和合同撤销后的情况，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第五百六十六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刚才的案例其实是一种合同解除的情况。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约定解除之后公益捐赠的财产就一定要返还。财产究竟可以返还多少，这肯定涉及具体的交易或者项目运作过程中，具体的财产使用情况。单纯合同解除之后财产返还的一个法律处理问题而言，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公益组织受众的财产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属性。所以，如果企业或个人将自己私有财产领域的财产向公益组织捐赠，捐赠合同解除后要返还财产的，应该明确返还的财产是不能再变回私有财产的。这种财产性质的回转与公益组织财产的公共属性相悖，一旦进入公共财产的领域，就不能轻易再回转为私人的财产。

所以，如果发生案例中的情况，更合适的一种做法应该是捐赠合同允许解除。但是，个人或者企业解除捐赠合同，善款收回之后，应当继续用于相同或者类似的公益目的。比如，可以投给慈善机构或公益组织的其他项目，也可以捐给其他的公益组织，用于相同或者类似的公益目的，这样才能维持已经进入到公共领域的财产的性质。

案例1    某个公益组织的员工与公益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和公益组织之间存在纠纷，该员工离职后，在微博上公开批评或辱骂公益组织项目负责人，或通过爆料黑幕的形式来负面评价这一公益组织。这时候，该公益组织和它的项目负责人应该如何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案例2    某个公益组织发布了一个项目，后来这个公益组织称，因为发现这个项目的申请方存在隐瞒的情况，所以决定取消申请方的项目资格。项目的申请方也是一个公益机构，并提出申请资格的取消是对该公益组织名誉权的一种侵犯，并准备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民法典1024条规定，自然人和法人都是有名誉权的。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名誉权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信誉，这种声望或者信誉是公益组织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任意地放纵一些人来侵犯我们的名誉权，损害我们的名誉，对公益组织开展业务，工作人员进行工作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要保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名誉权。

实践当中，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就是侮辱和诽谤。侮辱指的是公开地以暴力或者谩骂的方式贬损他人的名誉，侮辱可以是口头的，书面的，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行为。例如，辱骂他人，给别人泼粪，做侮辱性的手势或动作，都是侮辱的行为。诽谤则是指散布或者捏造夸大或虚假的事实，从而损害他人的名誉。如果是一个严重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可能会构成刑法第246条的侮辱诽谤罪。例如，侮辱诽谤别人的行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导致对方精神崩溃了；或者侮辱行为特别严重，典型就是让一个人赤裸游街示众，那么是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对于严重的侮辱诽谤行为，如果不能判断行为人的身份，可以通过法院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刑法第246条第三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认定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一般有三个条件。因此，不是所有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言论，就一定是侵犯了名誉权。

侵犯名誉权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侵害人的陈述或行为降低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社会评价降低不以受害人的主观标准为准。比如，一个内心脆弱的人在网上看到别人评价他做事不妥当，他看到以后内心非常难受，感觉自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但是，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说，别人的评价是一个正常、客观的批评，一般不认为这样的评价会导致这个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所以，侵害名誉权的第一个要求采取社会评价的标准，而不是受害人的标准。第二个要求是侵害人的陈述应当有虚假的成分，或者有侮辱性的内容。如果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并不是一个虚假的陈述或者有侮辱性质的陈述，是不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犯的。第三个要求是，侵害人的侵害行为应该具有社会性、公开性。私底下的贬损、辱骂、捏造事实，没有扩散到社会上去，没有被其他人所知悉，也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符合上述这三个要求，才会构成侵犯名誉权。

我们的提到的第一个案例中，在微博辱骂或者虚构事实来诽谤公益组织和项目负责人的行为，行为人用了一些侮辱性的词语，骂的特别难听的，结合行为人的粉丝数等情况，就涉及侮辱；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比如公益机构的负责人猥亵儿童，就涉及诽谤。在这种情况之下，存在对名誉权的侵犯，可以在法院起诉，让法院制止对方的这种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并且赔礼道歉。如果行为特别恶劣，还有可能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

在第二个案例中，如果只是做出一个客观评价，但是并没有侮辱和捏造事实的情形，那么也不涉及对名誉权的侵犯。一般意义上来讲，公益机构参加一个评审，即便没有通过，也很难说它的社会评价降低。所以，第二个案例中的情形，很难被认为是一种对名誉权的侵犯。

最后，想提一下民法典当中比较新的制度，即意定监护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十三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实际上，意定监护制度最早并不是民法典独创的，而是为老年人设计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就有类似的规定。民法典对意定监护制度做了扩充，除了老年人，任何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进行意定监护。而且，意定监护可以指定的对象，包括近亲属和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所以，公益组织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就可以用意定监护这种方式来为老年人等群体来提供服务。一些养老性质的公益机构，确实可以在老年人意识比较清醒，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进行意定监护的确认。当老年人行为能力出现障碍的时候，公益组织就可以代为处理老年人的一些事务。

意定监护的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就是可以成为LGBT群体与伴侣之间建立法律关系的一种方式。

案例    某A是一个LGBT的人士，他与他的伴侣是同性。某A有一天阑尾炎发作，到了医院后就进入了昏迷状态。他的伴侣陪同他一起到的医院，医生说现在必须办理住院手续，需要家属来签署手续。某A的家人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但是，某A和他的伴侣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所以医院就不能让他的伴侣来签字。

如果同性伴侣之间通过意定监护成为对方的监护人的话，那么在一方失能的情况下，凭借意定监护的协议，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代替对方来做一些决定，或者签署相关协议的。对于共同生活的同性伴侣而言，在危机情况之下，他们也是相互信赖的人，实际上是符合意定监护的立法精神的。目前，有一些公证机构也发文章说，意定监护是LGBT群体互相之间建立法律关系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意定监护的运用不仅限于老年人和同性伴侣。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很信任我的朋友，我也完全可以跟他签署一个意定监护的协议，我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监护人。

关于意定监护，还要强调两个问题。首先，因为意定监护对双方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法律规定意定监护协议的签署必须采取书面协议的方式。如果能对意定监护协议进行公证就更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比如不再需要争论意定监护协议上的签名是否伪造等等。其次，意定监护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一旦签署了意定监护的协议，就要优先适用意定监护协议。只有意定监护协议无效或者不能履行了，才适用法定监护。这就是意定监护中，我们要注意的两个具体问题。

“公益人，一起学习民法典”系列课程进入尾声了，在5个星期中，我们分别学习了民法典的不同角度——第一节课是民法典的一些基本原则，公益机构的非营利性质；第二节课是公益组织的财产属性、财产权利；第三节课我们提到了公益组织签署合同的一些问题；第四节课，我们从性骚扰的预防和防范，说到了民法典当中的人格权保护的问题；第五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了公益组织开展活动当中一些具体的民法典保护问题。经过5个星期相对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相信大家对于民法典对公益组织的意义也有了自己的感受。大家都知道，民法典将在明年1月1日正式实行，我们也即将进入民法典的时代。我自己总结认为，民法典时代对公益组织的影响，大致分为四大方面。

首先是更规范。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和施行，活动的范围界限更清晰了，我们在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当中，自由开展活动的权利也更明确了。当然，在我们活动范围之内，我们要一贯地注意，不能滥用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既要考虑法律相关的限制，还要考虑道德、政治、舆论、环保等各方面的限制。我们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要以人为本，相比于其他机构来讲，要更注意我们的行为。

从更创新的角度来说，公益组织在民法典的时代的任务其实更加艰巨了。我们需要与很多具体的社会需求相结合——与互联网相结合，与专业领域相结合。很多时候，一些公益机构做的公益活动，不再是公益1.0时代传统地接受捐赠，然后分发捐赠物资。很多时候，我们要深入到我们国家大政方针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国家扶贫攻坚战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基金会做产业扶贫，除了传统的给贫困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以外，是不是可以给贫困地区带去一些经济作物种植的培训，帮助他们打通产业链。有的公益组织有企业背景，可以提供相关支持，这种与专业领域相结合的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方式，就是一种很好的创新公益。

第三个，是更复杂。公益活动不再是传统的、简单的接受捐赠、分发捐赠物资了，其中涉及的法律关系会更复杂。监管机构处理的问题会更复杂，对公益组织专业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段时间，我也在参与慈善法执法检查相关的一个工作。我去走访了一些北京地区的公益机构，搜集慈善法贯彻落实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为慈善法将来的修改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我们明显感觉到，现在公益机构的项目中，涉及到了多方的合作。比如说，有些公益项目为贫困地区的的患儿治疗眼睛，他们把整个模式打通之后，会与当地政府合作，让政府把这个模式继续贯彻落实下去。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了医学专业，涉及到与政府的沟通，还有政府的一些行政管理职能等。这些都是以后公益机构要做好公益项目，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最后一点，我相信在民法典时代，公益组织在民法典的保护之下，一定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与各位公益组织的小伙伴们沟通交流，一起工作，一起去面对各种困难，一起去来设计各种公益项目，看着大家取得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为社会创造了很多价值，真真切切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民法典的时代，有了这一部法典性质的法律的支持和保障，我相信公益组织和公益小伙伴们一定能设计出更多、更好的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公益项目。未来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一定能实现我们美好的目标。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也感谢北京加速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公益慈善论坛以及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支持。

以上内容，来自北京加速公益基金会资助，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公益慈善论坛，共同主办的《公益人，一起学习民法典》系列公益课程

《第五讲：公益组织业务开展中的民法典保护》

主讲人：王延斌，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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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绿色原则

是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原则

首先，《民法典》绿色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在民事法律中的具体体现。我国宪法的序言中，载明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目标，就包括“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二十六条同样载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二，《民法典》绿色原则与党中央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相契合。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第三，《民法典》绿色原则传承了我国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孟子·梁惠王上》就有非常形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描写，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说明我国传统文化理念也认为遵循自然规律是农业生产、渔猎生产、林业生产可持续性的条件，是人类生活可持续性的保证。

因此，从公益人、公益组织的角度，我们要认识到，《民法典》绿色原则与西方国家的环保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不是舶来品。我们要基于我国的宪法文本、国家的宏观政策方针、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更深刻地理解绿色原则。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适用范围

绿色原则的原文是《民法典》第九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绿色原则的表述与其他原则有所不同。其他原则使用了“应当遵循”“不得违反”等命令性的表述，而绿色原则使用的是“应当有利于”的倡导性表述。尽管存在表述上的不同，但是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绿色原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可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我国单行的民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都应当以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二是对于所有民事主体，在从事所有民事活动的过程中，都应该秉承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三是司法机关在审判民事案件时，要加强对符合绿色原则民事法律行为的保护，弱化对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保护。

因此，从公益人、公益组织的角度，不管是不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组织，我们都要把绿色原则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例如，尽量无纸化办公，开会时提前发送电子版材料，携带电脑参加会议；必须要打印的材料也争取双面打印，并且用相对适中的字体，不要徒增打印页数；外出自带水杯，减少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耗，总之就是时刻不忘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性要求。

《民法典》绿色原则在物权编的体现

《民法典》在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三百四十六条，分别针对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以及用益物权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强调了要遵循绿色原则。

在公益行业，我们经常强调公益组织财产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属性，因此公益组织在行使财产的处分权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例如捐赠人等利害关系人可以撤销公益组织违反法律和程序的决定，公益组织的财产使用情况有公示披露的要求。

大家理解物权，往往容易想到的是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但我们容易忽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不是私人财产，而属于社会公共财产。我国《宪法》第九条就规定了，“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不管是全民所有，还是集体所有，自然资源都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性质。

凡是涉及个人与社会公共财产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负外部性的情况。所谓负外部性，也称外部成本或外部不经济，是指个体或交易各方的行为对外部造成了损害，但外部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公益组织内部侵占公益组织具有社会公共财产属性的财产，物权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偷偷污染周边环境的行为，都是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如果没有相关法律的约束并施以惩罚措施，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就很难杜绝。

因此，对于公益人、公益组织来说，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公益组织财产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一样，都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属性或性质。不管对于公益组织自身的运营，还是设计保护环境的公益项目，都要秉持我们是在管理社会公共财产的理念，我们不能肆意妄为，而是要自觉接受相关法规和原则的约束。

《民法典》绿色原则在合同编的体现

《民法典》在第五百零九条第三款，强调了在履行合同时要遵循绿色原则，“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在第五百五十八条的后合同义务中，增设了“旧物回收”义务。在第六百一十九条，对于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包装义务，强调没有约定且“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且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

合同编绿色原则的相关规定，给我们公益组织开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五百五十八条增设的“旧物回收”后合同义务，是合同终止后，合同当事人仍然应该遵循诚信原则履行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合同中没有约定这些义务，我们也有履行的责任。例如，我接触过一些环保理念倡导类型的公益组织，特别擅长开展线下宣传活动，通过在人流密集的场地举办生动形象的野生动物展览，倡导公众的环保理念。这样活动的宣传效果很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于宣传活动中可以重复使用的模型、照片、易拉宝等物料，活动结束后我们要妥善保存；对于宣传活动中一次性使用的定制的泡沫塑料、大型海报等物料，我们要委托专业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的处理，甚至是处理后在社会范围内的循环利用。这不仅是我们环保理念的要求，今后更是《民法典》的后合同义务的直接要求。

在平时工作过程中，我也见过一些公益组织制作了可以展示机构特色的礼品赠送给合作方，其中不乏一些机构的礼品存在过度包装的情况。比如，一个定制的带有机构LOGO的扇子，用一个木质雕花的盒子来包装。我能够理解机构希望给合作方一个好印象的想法，但作为公益组织，我们更应该通过我们的公益理念来与合作方互动。其实，赠送一些便宜实用，可以展示机构理念的礼品就够了。还有一些公益组织销售的商品也存在过度包装的情况。所以作为公益人、公益组织，我们要学习《民法典》关于包装义务的规定，不论对于礼品还是销售的商品，都采用环境友好的包装，杜绝过度包装。

《民法典》绿色原则在侵权责任编的体现

之前的内容，说的都是《民法典》中对绿色原则积极要求性质的规定，那么在侵权责任编，对于严重违反绿色原则的行为，也有相应的责任承担条文。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考虑到环境污染行为往往存在举证困难的情形，《民法典》第六十六条规定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并不代表被侵权人就无需承担任何举证责任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要求被侵权人证明：（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这里的关联性，无需达到因果关系这种比较高的证明要求，但司法实践当中真正要认定侵权是非常困难的，往往需要经过技术鉴定。例如，某养殖户提供了其养殖水域表面有油层的照片，也有双方公认的油田溢油事实，但经鉴定养殖水域的油层并非事故溢油，最后法院驳回了养殖户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

对于生态生态环境整体受到损害，但是又缺乏具体的被侵权人，难以由被侵权人提起诉讼的情形，《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还规定了民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修复制度，“法律规定的组织”在出现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也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公益组织要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制度中发挥作用，需要成为“省级、市地级政府指定的机构”。因此，作为环保方面的公益人、公益组织，我们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及时修复环境、向侵权人主张赔偿、甚至提起公益诉讼的。

总的来说，作为公益人，我们有责任深入学习《民法典》的绿色原则，领悟绿色原则的中国特色和传统文化，在工作中时刻秉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理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社会公共财产性质，在必要时，我们环保公益组织还要可以挺身而出，拿起法律武器向环境侵权人主张权利。完

律师是个很有意思的职业，这些年的工作中，我经历了大大小小许多十分有趣的案件，拓展了想象力的边界。这些案件对于我们公益组织的法律风险防范，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接下来的分享中，我会利用一些我经历过的真实案例，与大家一同从公益组织财产权利的角度学习民法典，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相关法条，防范法律风险。

首先，我们有一个原则性判断，即公益组织的财产权利是是受法律保护的。从根源上来看，我国宪法确认了保证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基本原则。我们每一个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大致可以分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个方面，为了在民法中体现宪法精神，我们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三条，也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

我们首先要说明，什么是财产权利。民事主体享有的财产方面的权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物权，包括所有权。比如我拥有我的房屋的所有权、我拥有我的汽车的所有权。那么对于这个房屋我就可以任意装修、改造、转卖，汽车同理。我们可以基于所有权，任意地去处置我们所有的这些物。物权有财产权利的特征。同样有财产权利特征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可以将知识产权转让、处分以获取相应的收益，知识产权也具有人身权利的特点，例如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作品署名。所以财产权利是一个比较分散的概念，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明确、单纯的财产权，比如说所有权，也包括其他一些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收益，或具有财产权利特征的权利，这些我们在今天的分享中也都会涉及到。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三条，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

我们在第一讲中提到，平等保护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同时，平等保护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那么如何理解平等保护呢？让我们通过辨析平等和公平原则，来理解平等保护的含义。平等，是指法律地位平等；公平，是权利义务的设置需合理。

公益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企业之间，也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大家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同等法律地位。那么从公平角度考虑，国家制定了一些扶持公益组织发展的法规，比如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以便我们公益组织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我们公益人要意识到，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及优惠性政策只起辅助作用，处于次要的地位。公益组织发展的核心在于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前提条件。

民法典第一百三十条，民事主体按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

民事主体在行使民事权利遵从自愿原则，其他人的意见建议只是供我们参考，最终的决定权在于民事主体自身。

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当履行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

这条明确了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两大来源：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了解这两大来源，大家就会知道应该去哪里查询自己的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滥用民事权利损害他人利益可能导致我们的民事权利不被法律保护。比如一些公益组织在招募志愿者时约定如果在志愿活动中发生意外，全部责任由志愿者自行承担，公益组织无需履行承担责任的义务，也不用购买保险。这显然违反了我们慈善法、志愿服务条例相关的规定，同时也损害了志愿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样的条款就是无效的。如果我们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利，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法律就会拒绝保护这种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

本次分享最希望大家记住的，就是在行使民事权利时要把握一个度，不能滥用权利，我们要把握依法合理行使权利的界限。民法典中，以及我们平时进行民事交易、发生民事关系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行使民法权利时要注意合理性。就像我们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行使权利时只想到自己，只看到法律合同规定可以有这样的权利，而不去考虑是否会损害他人利益、影响社会公共利益，这样行使权利往往就不被法律保护。

从逻辑分类的角度看，公益组织的民事权利中，具有一定财产性质的权利都有哪些呢？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包括典型的财产权利，例如物权，包括所有权，而为了让大家广泛了解自身权利内容，我们也会讨论其他具有一定财产性质的权利。整体而言，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数字和网络虚拟财产、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等。具体细分的话，债权又包括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接下来我们会就这些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债权范围较广，但所有债权共有的特征在于请求的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做或者不做。和物权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例如对我的房子有所有权的话，任何人都不可以侵犯我的所有权，不能随便进入我的房屋。所以债权和物权存在区别，物权我们叫绝对权、对世权，对所有人都可以对抗，而债权具有针对性的，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是债权中与合同相关的权利，也是对我们公益组织而言常见且重要的权利。这里当事人是指合同的甲方、乙方、丙方等。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指，如果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可以要求法院强制对方履行合同。合同是我们公益组织参与市场活动、为大家提供服务、执行各种项目的重要工具。我们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签订资助协议，资助款也打了，但是项目负责人跑路了。后来通过法院缺席审判，请求解除合同、返还财产，当然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那么这种返还财产的权利，就具有财产性质。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责任，是债权下第二项可以具有财产性质的民事权利。侵权行为既可以针对自然人，也可以针对公益组织。公益组织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民事主体。比如，如果有人侵犯公益组织的知识产权，公益组织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当然侵权行为本身不一定要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例如我们办理过一个侵犯姓名权的案件。某协会秘书长未经许可刻制、使用、持有法定代表人的人名章。这种行为并未对法定代表人造成多少财产上的损失，但包括刻制、持有、使用名章这种行为本身，我们认为就是对法定代表人姓名权的侵犯。

对公益组织的侵权行为较常见的还有公益组织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益组织利益。关联交易是指管理人员以公益组织的名义，与他的关联方签订合同。关联交易容易出现交易价格不公允，权利义务约定不公平的情况。如果公益组织的管理人员进行损害组织利益的关联交易，就是侵犯了公益组织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下，公益组织作为法人主体和控制公益组织的这个管理人员之间，存在被侵权和侵权的关系。那么公益组织是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无因管理实际上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或签订的合同中的例外情况，属于一种兜底性质的规定，通常说就是如果出现助人为乐但之前没有相关约定的，我们对这个帮助别人的好人也还有一定的补偿措施。比如我就知道，某养猪协会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为会员管理名下的养猪场，养猪协会支出饲料费用三十万元，该协会后来起诉请求偿还费用，这个请求获得了法律支持。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这条是关于不当得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转账错误，把钱转给错误的账户了。那么这个错误账户的所有人没有法律或合同规定可以取得这个钱，这个利益对他就是不当的利益，我们可以要求他返还。对于公益组织，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个别公益组织和他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些法院会说公益组织不能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因此判定协议无效。如果借款协议被认定为无效，我们就失去了根据合同要求对方返还本金和利息的请求权，但这时对方就属于不当得利，我们还是可以要求对方返还本金。对于公益组织签署的借款合同是否一定无效，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认为公益组织借钱很可能属于超出业务范围，可以采取行政处罚进行规范，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该更慎重。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商标；（四）地理标志；（五）商业秘密；（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关于知识产权，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制度。2019年国家出台了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团体标准是和知识产权高度结合的制度。社团性质的公益组织，可以考虑牵头制定享有著作权的团体标准，并进行团体标准的合格性资格认定，还可以加入商标的内容，比如一个组织通过团体标准资格认定后，协会就可以授权该组织使用某个商标，例如“符合某某协会绿色环保标准”等，用以帮助相关企业更好地向消费者展示企业产品特色。这是一个很好的新的业务空间，也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新思路。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五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

股权实际上是在公司法或团体法中具体规定的内容，在民法典当中也有规定。对股权而言，大家都知道股权有财产性质，可以依据股权从企业经营收益中取得分红。公益机构是可以持有股权的。早在2002年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社会团体兴办经济实体有关问题的复函，当中就提到了兴办经济实体在社会团体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取得收入，是社会团体活动收入的重要补充渠道，目的是促使其健康发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中也明确规定，我们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是可以实施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包括长期股权、债权投资等等。公益组织是可以设立公司，包括持有公司股权的。在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之前，我们还处理过公益组织购买股票发生亏损的案件，当然现在已经明令禁止公益组织购买股票了。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五条还提到了其他投资性权利。我们的公益机构在进行这些投资时，从公益机构决策人员勤勉尽责的角度来说，建议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审查这些投资的项目的合规性、决策程序的合规性，保护公益机构相关负责人、管理人员、决策人员的安全。因为我们公益机构保值增值的管理规定里，明确提出如果在保值增值的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相关责任人员是有可能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从被投资项目本身固有风险的角度看，公益机构相关的决策人员也要履行相关的义务，考量公益机构风险的承担能力和项目本身固有风险是否匹配。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这一条款具有历史意义，从民法典的角度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了规定。当然这只是一个起始性规定，具体的保护还需要有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明确。对于数据，我们目前已经有网络安全法等法规从数据安全的角度予以保护，还有知识产权的角度，对汇编的数据库进行保护。例如一些环保性质的公益机构，收集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等重要环保数据，付出了劳动，并且在编纂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我们也认为汇编得到的这个数据库是一种知识产权。在刑法当中也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公益机构的数据资源如果被别人恶意破坏，也可以从刑法角度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求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数据的保护这一块的法规是相对比较全面的。

然而，我国对虚拟财产进行系统规范和保护的法规处于空白状态。目前一些法院判决中，有法官认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盗窃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对财产的盗窃。由于虚拟财产相关的法律规定仍然不完善，这个方面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可以说是空间与风险并存。比较有开拓精神的慈善组织，可以考虑以合同的形式，设置一些与虚拟财产有关的公益项目。比如是否可以用虚拟财产的形式募捐，或是进行公益信息、资产的传递、交换，这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也值得大家考虑，当然我们也要防范法律出现具体规定后导致原先设计需要变更的风险。

关于虚拟财产，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公益机构可以投资虚拟货币吗？我认为是不可以的。我们的金融监管机构也专门发布过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提出比特币虽然有货币的名称，但在我国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它的合法性存在问题。而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管理办法也规定，慈善组织参与的投资活动需符合安全原则，投资项目的风险与慈善组织的风险承担能力应匹配。但比特币或是说虚拟货币有极高的风险。同时它也不符合我们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不应该投资虚拟货币。

我们再来看民法典中，与公益组织财产相关的权利及义务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定。民法典中当然有很多其他的与公益组织直接相关的特殊规定，这些规定中也会有财产的性质，我们在这里选择了与财产相关性比较大的三个特殊规定。第一，不得分配；第二，捐赠人权利；第三是不得担保。

民法典八十七条，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

民法典第九十五条，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终止时，不得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剩余财产。

不得分配是非营利法人的核心原则。分配指的是像公司的股权那样，在没有付出劳动或其他对价的情况下，仅基于出资取得相关的收益。这里提到的分配与劳动劳务交易、薪酬是有区别的，公益组织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于与公益组织的劳动关系，或是基于提供了相应的劳务，可以取得相关的报酬或劳务收入。这类收入与分配不同，因为个人与公益组织进行了交换。同样的，与公益机构的交易所得，例如将知识产权卖给公益机构，通过交易从公益组织取得收入，也不属于分配。如果涉及关联交易，只要符合交易公平，且符合相关程序要求也是合法的。

说到关联交易，最近有一个与关联交易相关的变化，提醒大家关注，我们财政部2020年6月出台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十二项，明确要求非营利组织披露关联交易的要求。关联交易的性质、交易类型、交易要素需要在财务会计报表附注中载明。

民法典第九十四条，捐赠人有权向捐助法人查询捐助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捐助法人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或者法定代表人作出决定的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定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捐赠人等利害关系人或者主管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但是，捐助法人依据该决定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民法典对于捐赠人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民法典第九十四条首先从知情权、提建议的权利这个角度作出了规定。而该条第二款则是说捐助法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要注意不能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法人章程，否则捐赠人有权进行对抗。

对于捐赠人的知情权以及提建议的权利，我们认为捐赠人和公益组织应该是相互平等协商的关系。捐赠人和公益组织之间有捐助协议，这个协议体现的就是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过程。有些公益组织可能是为了避免承担风险或出于其他考虑，为捐赠人马首是瞻，其实这样并不好。捐赠人与我们通过捐助协议约定的，我们要遵守，捐赠人给提出建议我们要尊重，也可作为参考，但公益组织要有自己的专业性，要相信我们自身基于经验和专业知识对项目执行具体方式的判断。这也是公益行业建设、发展的需求。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三条  机关法人不得为保证人，但是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得为保证人。

担保可以分为物保和人保两种类型。对于物保，大家都比较熟悉，典型的例子就是抵押贷款购房。对于人保，这里可以简要介绍。所谓“人保”就是债权人要求借款人找一个保证人，与保证人签署合同或是要求保证人出保函，约定如果借款人无法按时还钱，债权人既可以找借款人要钱，也可以找保证人要钱。因此，人保的特点是具有隐蔽性，仅基于私下签署的合同就能成立，不向物保那样可以到登记机关查询信息。实践中，一些胆子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常会采取关联机构互相作为保证人的方式，取得大额的借款，运作一些项目，然后争取与他人合作，找人“接盘”，所以我们公益机构在对外合作时，要注意判断发展过快的企业隐藏的风险。

不论人保还是物保，都有可能突然使得公益机构背负巨大的债务，因此担保很容易损害担保人的利益，让某个特定的债务人受益，有可能涉及利益输送。所以，对于公益性质机构来说，不论是做人保还是物保显然都是不合适的，与我们的业务范围也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我们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公益机构不能担保。

这条中“取得利润”这个词值得注意，“不分配所取得利润”的前提是有利润，因此公益机构赚钱是正常的。就像民非做收费课程、收费培训，也完全是合法的。不是说免费就一定是好的，是公益的，收费就一定是不好的，不是公益的。是否收费完全可以由公益机构根据对自身的定义和战略安排决定。

这六大原则，不是孤立的，是互为原则，是贯穿整个民法体系始终的，大家在一步步学习民法典的过程中，慢慢也会对这六大原则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很多时候一些公益组织问我一些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例如涉及资助的合同里能不能自行约定这个知识产权归甲方还是乙方，像这样细节的情况，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是可以根据六大原则自己进行判断的。理解了这六大原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活动边界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能把握得住我们公益活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