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我们介绍了民法典的权利保护思维，接下来我们用公益组织业务开展中经常遇到的5个具体问题为例，更加细致地谈一谈民法典对我们的保护，在实际情境中体会民法典的权利保护思维。这5个问题分别是：项目资助能不能反悔，捐赠物资的质量责任，捐赠财产的追回，名誉侵权，以及意定监护的价值和意义。

案例    某个基金会发布公告，开放一个环保类型的公益项目的资助申请，并提到申请该项目资助的具体要求和需要提交的材料。经过对申请机构材料的评审和申请机构人员面试等环节，该基金会公布了通过评审的申请人名单和对应的资助金额。同时，基金会也向各个通过评审的申请机构发送了邮件，告知它们下一步的计划是签署资助协议。在签署资助协议之前，基金会发现其中的一家申请机构A机构，存在不适合资助的情形，这时候基金会能不能拒绝资助A机构呢？

民法典第471条提到了订立合同的两个重要概念，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要约、承诺”的方式就是民法典当中订立合同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如何理解这种方式呢？

第四百七十一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要约和承诺，经常出现在讨价还价当中。比如说，你看中地摊上一件衣服，问老板衣服多少钱。老板跟你说这件衣服100块钱，这就是一个要约。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卖的东西是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100块钱，只要给他100块钱，他就一定能卖给你这件衣服。这个时候，如果你答应了用100块钱买下有衣服，那么你就做出了一个承诺，同意了老板的要约。承诺发出之后，你就必须要把100块钱给老板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订立合同的过程。很多时候，讨价还价不止一轮。比如，老板说衣服100块钱，你说太贵了，能不能60块钱？这时候你发出的就不是承诺，而是一个新的要约。通过这个新要约，你告诉这个老板，如果这件衣服60块钱的话，你就愿意把衣服买下来。这个时候，如果老板说：行，60块钱卖给你，那这就构成了一个承诺。要约、承诺结合在一起，达成了意思的一致，就形成了一个合同。

要形成要约、承诺的对应关系，必须具备相应的要件，并不是任何的表态都可以被算作要约或承诺。民法典第472条明确了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且规定要约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约的内容要具体、确定。换言之，如果仅仅表示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具体该怎么合作，合作的内容没说清楚，这样的表态是不能构成要约的。要约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在要约中，必须表示自己愿意受要约约束、愿意遵守要约条件。简言之，你如果想发出一个要约，那么就必须在要约中告诉对方说，我提出的条件是我自己愿意去遵守的，只要你同意，我就一定按照条件来履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方说行，我们就这么干，这就形成了一个承诺。要约和承诺相结合，双方的意思达成一致，就形成了合同。

第四百七十二条　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回到刚才案例，用民法典第472条中关于要约的两个条件来看，基金会和A机构在签署协议之前，双方有没有可能已经通过资助项目的申请和审核，达成了要约和承诺？对于要约的第一个要求，需要判断双方对于交易中具体的权利义务安排是否已经达到了具体明确的程度，这个是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的。我们需要判断，基金会发布招募公告，申请机构提交申请材料，以及基金会评审过程，双方在这一系列环节中表达的意思，是不是已经明确到可以执行项目的程度。有的项目需要考察申请人的资质和业务能力等，或者需要对项目执行的内容进行设计，那么在项目完成审核的时候，这些条件就还不具备。对于要约的第二个要求，需要判断要约提出方是不是明确说愿意遵守要约。简要之，只要对方接受了，要约提出方是否就愿意参与这个项目或者说就愿意提供资助。在这个案例中，要约的提出方并不一定有这方面的表示。

要判断要约的形成，首先要看一下最后提出的，有可能形成要约的是哪一方。在这个案例当中，基金会公布通过评审的申请人名单和对应的资助金额，并且通过给这些申请人发送邮件，告知接下来签署资助协议的计划，这实际上是基金会这一方最后表达了一个意思。我们需要判断这个意思能不能构成要约，假设基金会对于项目的具体的执行安排，已经在各个环节中表述得很明确了，那么我们就重点考察第二个条件——基金会是否表示自己受要约的约束。其实，基金会在一系列环节中是有所保留的，它并没有表示自己愿意受到通过的评审名单和资助金额的限制，而且提到接下来还需要签署资助协议，在资助协议当中肯定会做出更具体的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安排，这些安排在申请过程中是没有做出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案中基金会的意思表示没有符合要约的第二个要求。

如果基金会公开了项目入围名单，明确提到基金会要资助这些人相应的金额，这是否属于慈善法第41条公开承诺捐赠的情形？接受资助的这一方可不可以依据慈善法第41条，要求基金会必须履行捐赠义务？

第四十一条　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一）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辨析捐赠和资助的区别。慈善法第41条中的公开承诺捐赠的主体是捐赠人，一般来说是个人或者企业，他们把自己的合法财产承诺捐给公益机构。同时，捐赠涉及财产性质的转换，财产准备从私有财产的领域进入非营利组织，成为具有公共性质的财产。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诈捐、蹭热度等可能会损害公益行业健康发展的行为，慈善法才作出规定，要求公开承诺捐赠的原则上必须履行承诺，除非存在特殊情况，否则不能撤回捐赠。

与捐赠不同，在资助的过程中，各方主体都是非营利机构。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申请资助的A机构也是一个非营利机构，财产在非营利机构的内部进行财产流转，它的财产性质并没有改变，始终是具有公共财产性质的财产。所以公益组织相互之间的资助，即便是公开承诺的，也并不适用慈善法第41条。

另外，慈善法第59条也规定，慈善组织对受益人提供资助的，如果受益人出现严重违反协议的情形，使得资助财产的使用不符合慈善财产的公益性的要求，慈善组织有权解除协议，并且要求受益人返还财产的。财产从受资助方退回慈善组织，财产的性质依然是公共的。第59条的规定也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观点，公共财产在同样的性质中流转，并不适用慈善法第41条，一旦承诺之后就不能返回的规定。

案例    在疫情期间，某个协会接受医疗物资，需要转赠给一个医院。协会负责人担心捐赠的物资的质量问题。公益组织对捐赠物资质量的核查需要做到什么程度？出现质量问题之后，协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其实，公益组织并不用过于担心。民法典第1203条明确规定，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公益组织并不是生产者或销售者，不需要承担民法典中规定的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三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但是，在以下几种情况，公益组织可能会对产品质量问题承担责任，需要特别注意。公益组织在捐赠产品的时候，有一个赠与人的身份。民法典规定，如果赠与人明知道赠与的产品存在瑕疵或安全隐患，并且又故意不向受赠人提供这些信息的话，那么是有可能承担责任的。如果公益组织承诺或保证赠与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的话，也是有可能承担责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建议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在提供捐赠的时候说保证捐赠产品质量没有问题。但是，公益组织可以说自己已经根据慈善法的要求，核查了捐赠物资的生产合格证，或者核查了产品的规格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第六百六十二条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公益组织在捐赠物资的过程中，可能会成为捐赠物资的运输者或者仓储者。民法典第1204条规定，如果是运输者或者仓储者的过错导致产品存在缺陷的，那么运输者和仓储者也是有可能承担责任的。虽然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是第一责任人，但他们承担赔偿责任之后是可以向运输者仓储者进行追偿的。所以，对我们公益组织来说，在捐赠的过程中，尽可能不要做运输者或者仓储者。有必要做运输者或仓储者的，就要注意做好产品的保存工作，不要出现存放过期等问题。

第一千二百零四条　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总结起来，核心的问题还是面对捐赠物资，公益组织应该如何履行产品质量或者验收的义务。其实，在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指引：基金会接受企业捐赠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要求企业提供产品质量认证证明或者产品合格证，以及受赠物品的品名、规格、种类、数量等相关资料。公益组织——不管是基金会还是民非，参照这个规定来做就可以了。其实，不管接受捐赠的是不是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公益组织都可以要求捐赠人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以及规格、品名、种类数量等材料。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去采购产品的时候，也会去关注这些信息。和普通消费者一样，公益组织其实没有能力对产品进行核验，很多时候也没有必要。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要求对方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产品的品名、规格、种类、数量等材料，就已经足够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合格安全，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了。

同时，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也强调了受赠财产必须经过基金会的验收确认。如果公益组织对捐赠的东西是否有合格证，数量是多少，产品是否在保质期内都没有进行验收，而是允许捐赠人直接捐赠，然后就要开具捐赠票据，是不符合规定的。民政部的规定里明确，如果受赠财产未经基金会验收确认，由捐赠人直接转移给受助人或者其他第三方的，不得作为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不得开具捐赠票据。

案例    一个企业与公益组织签署捐赠协议，这个企业在协议当中约定，如果公益组织违反了捐赠协议当中的要求，比如改变了捐赠财产用途，那么捐赠企业可以要求公益组织退回捐款。民法典和慈善法都规定了，公益捐赠性质的赠予合同是不能任意撤销的。这个企业在合同中约定可以追回财产，是不是违反了民法典或者慈善法当中公益捐赠合同不能撤销的规定？

第六百五十八条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其实并不一定。因为有关退回捐款的约定更像是关于合同解除的一个约定。合同的撤销和解除，虽然十分类似，但实际上有不同的法律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辨析撤销合同和解除合同的区别。什么是撤销合同？撤销是法定的，撤销的发生限于法律规定的若干种情形。换言之，当事人不能在合同里约定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这是因为当事人通过单方面的撤销行为就会影响到合同成立的稳定性，所以必须对撤销有相应的限制。法律规定的合同可撤销的常见情形有哪些呢？比如，合同的意思表示有瑕疵，签订合同的时候有被欺诈或者被强迫的情形等。还有，民法典第658条规定了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如果是公益性质的赠与，就不能任意撤销。所以，撤销是法律规定的若干种情形。撤销的后果是导致合同自始无效，相当于合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如果因为被撤销而导致合同无效的话，行为人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如果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撤销后要求双方恢复到合同签订以前合同不存在的状态，因此，撤销对于合同稳定性和交易安全来讲，是比较严厉的一种措施。

第一百五十七条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至于合同的解除，既可以是因为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也可以是因为当事人约定。比如，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了，就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的后果并不是合同自始无效；而是在合同解除之后，合同就不存在了。民法典第566条规定，合同解除之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且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例如，租房合同或供水供电的合同如果被解除了，已经享受的住房，已经用的水，很难要求恢复原状，所以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是，双方不再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因此，合同解除和合同撤销后的情况，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第五百六十六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刚才的案例其实是一种合同解除的情况。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约定解除之后公益捐赠的财产就一定要返还。财产究竟可以返还多少，这肯定涉及具体的交易或者项目运作过程中，具体的财产使用情况。单纯合同解除之后财产返还的一个法律处理问题而言，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公益组织受众的财产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属性。所以，如果企业或个人将自己私有财产领域的财产向公益组织捐赠，捐赠合同解除后要返还财产的，应该明确返还的财产是不能再变回私有财产的。这种财产性质的回转与公益组织财产的公共属性相悖，一旦进入公共财产的领域，就不能轻易再回转为私人的财产。

所以，如果发生案例中的情况，更合适的一种做法应该是捐赠合同允许解除。但是，个人或者企业解除捐赠合同，善款收回之后，应当继续用于相同或者类似的公益目的。比如，可以投给慈善机构或公益组织的其他项目，也可以捐给其他的公益组织，用于相同或者类似的公益目的，这样才能维持已经进入到公共领域的财产的性质。

案例1    某个公益组织的员工与公益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和公益组织之间存在纠纷，该员工离职后，在微博上公开批评或辱骂公益组织项目负责人，或通过爆料黑幕的形式来负面评价这一公益组织。这时候，该公益组织和它的项目负责人应该如何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案例2    某个公益组织发布了一个项目，后来这个公益组织称，因为发现这个项目的申请方存在隐瞒的情况，所以决定取消申请方的项目资格。项目的申请方也是一个公益机构，并提出申请资格的取消是对该公益组织名誉权的一种侵犯，并准备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民法典1024条规定，自然人和法人都是有名誉权的。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名誉权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信誉，这种声望或者信誉是公益组织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任意地放纵一些人来侵犯我们的名誉权，损害我们的名誉，对公益组织开展业务，工作人员进行工作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要保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名誉权。

实践当中，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就是侮辱和诽谤。侮辱指的是公开地以暴力或者谩骂的方式贬损他人的名誉，侮辱可以是口头的，书面的，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行为。例如，辱骂他人，给别人泼粪，做侮辱性的手势或动作，都是侮辱的行为。诽谤则是指散布或者捏造夸大或虚假的事实，从而损害他人的名誉。如果是一个严重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可能会构成刑法第246条的侮辱诽谤罪。例如，侮辱诽谤别人的行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导致对方精神崩溃了；或者侮辱行为特别严重，典型就是让一个人赤裸游街示众，那么是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对于严重的侮辱诽谤行为，如果不能判断行为人的身份，可以通过法院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刑法第246条第三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认定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一般有三个条件。因此，不是所有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言论，就一定是侵犯了名誉权。

侵犯名誉权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侵害人的陈述或行为降低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社会评价降低不以受害人的主观标准为准。比如，一个内心脆弱的人在网上看到别人评价他做事不妥当，他看到以后内心非常难受，感觉自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但是，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说，别人的评价是一个正常、客观的批评，一般不认为这样的评价会导致这个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所以，侵害名誉权的第一个要求采取社会评价的标准，而不是受害人的标准。第二个要求是侵害人的陈述应当有虚假的成分，或者有侮辱性的内容。如果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并不是一个虚假的陈述或者有侮辱性质的陈述，是不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犯的。第三个要求是，侵害人的侵害行为应该具有社会性、公开性。私底下的贬损、辱骂、捏造事实，没有扩散到社会上去，没有被其他人所知悉，也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符合上述这三个要求，才会构成侵犯名誉权。

我们的提到的第一个案例中，在微博辱骂或者虚构事实来诽谤公益组织和项目负责人的行为，行为人用了一些侮辱性的词语，骂的特别难听的，结合行为人的粉丝数等情况，就涉及侮辱；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比如公益机构的负责人猥亵儿童，就涉及诽谤。在这种情况之下，存在对名誉权的侵犯，可以在法院起诉，让法院制止对方的这种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并且赔礼道歉。如果行为特别恶劣，还有可能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

在第二个案例中，如果只是做出一个客观评价，但是并没有侮辱和捏造事实的情形，那么也不涉及对名誉权的侵犯。一般意义上来讲，公益机构参加一个评审，即便没有通过，也很难说它的社会评价降低。所以，第二个案例中的情形，很难被认为是一种对名誉权的侵犯。

最后，想提一下民法典当中比较新的制度，即意定监护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十三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实际上，意定监护制度最早并不是民法典独创的，而是为老年人设计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就有类似的规定。民法典对意定监护制度做了扩充，除了老年人，任何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进行意定监护。而且，意定监护可以指定的对象，包括近亲属和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所以，公益组织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就可以用意定监护这种方式来为老年人等群体来提供服务。一些养老性质的公益机构，确实可以在老年人意识比较清醒，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进行意定监护的确认。当老年人行为能力出现障碍的时候，公益组织就可以代为处理老年人的一些事务。

意定监护的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就是可以成为LGBT群体与伴侣之间建立法律关系的一种方式。

案例    某A是一个LGBT的人士，他与他的伴侣是同性。某A有一天阑尾炎发作，到了医院后就进入了昏迷状态。他的伴侣陪同他一起到的医院，医生说现在必须办理住院手续，需要家属来签署手续。某A的家人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但是，某A和他的伴侣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所以医院就不能让他的伴侣来签字。

如果同性伴侣之间通过意定监护成为对方的监护人的话，那么在一方失能的情况下，凭借意定监护的协议，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代替对方来做一些决定，或者签署相关协议的。对于共同生活的同性伴侣而言，在危机情况之下，他们也是相互信赖的人，实际上是符合意定监护的立法精神的。目前，有一些公证机构也发文章说，意定监护是LGBT群体互相之间建立法律关系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意定监护的运用不仅限于老年人和同性伴侣。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很信任我的朋友，我也完全可以跟他签署一个意定监护的协议，我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监护人。

关于意定监护，还要强调两个问题。首先，因为意定监护对双方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法律规定意定监护协议的签署必须采取书面协议的方式。如果能对意定监护协议进行公证就更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比如不再需要争论意定监护协议上的签名是否伪造等等。其次，意定监护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一旦签署了意定监护的协议，就要优先适用意定监护协议。只有意定监护协议无效或者不能履行了，才适用法定监护。这就是意定监护中，我们要注意的两个具体问题。

这篇文章,主要是和大家，讨论关于性骚扰的话题。从2018年开始，metoo运动在公益圈的兴起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今天晚上想和大家从法律角度探讨什么是性骚扰、公益组织如何处理性骚扰、对防止性骚扰机制的一些想法。我会把这些年的思考，结合民法典，与大家进行坦诚的交流，如果有哪里说得不对，也欢迎大家一同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