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前沿探索

主持人：从社会组织自身的角度而言，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更好地破解内部治理难题呢？比如我们刚刚提到了临时理事会的程序，除此之外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何国科：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经验。比如英国慈善委员会、澳大利亚慈善与非营利委员会，都会建议社会组织自己通过调解、仲裁去解决矛盾。加拿大的社会组织模范章程包括了争议解决条款，明确可以在起诉前，通过调解或仲裁方式解决争议。

明年1月1日，民法典就要正式生效实施了。在民法典的法人章节中，多次提到法人的章程。可见民法典把很多治理模式和治理问题，交给了章程来解决。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慈善法进行了执法检查，指出当前慈善领域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问题并存。执法检查报告中写道：“《慈善法》第12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根据法律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开展慈善活动。在监管工作中，存在着要求偏多，指导服务不够的现象。慈善组织的章程、负责人任期年龄以70岁为上限等方面规定，与慈善组织自治要求不相一致，影响了社会力量参与的灵活性和积极性。”对于监管过度的问题，也明确提出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章程限定太死，没有给社会组织足够的空间。

另外，1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到了“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推行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制度，引导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纠纷。”

参考域外的经验，结合国内的情况，给我们一个启示。未来，社会组织要高度重视章程在内部矛盾化解机制中的作用。

目前，社会组织的章程中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内部治理中理事、监事相应的职责、权限规定不够细致，特殊理事会召开的程序，纠纷出现后的处理程序等，都没有体现在章程中。

首先，可以考虑在章程中加入关于处理矛盾纠纷的内部程序，专门规定理事长、秘书长等人违规决策的时候，发起人、理事会等的处理方式。例如，发起人、理事可以启动特殊理事会等内部程序，来对违规决策的理事长进行监督。

此外，还应该考虑在章程中加入争议解决条款，对诉权做出安排。这样的规定在法律中是有一定依据的。民法典第94条规定，捐助法人的决策有程序违法或内容违法的，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或者主管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既然法律赋予了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主管机关诉权，我认为就可以把这个诉权放到章程中。从合同法原理来看，在一个合同中，当事人也经常会约定一个争议解决条款，这是有效的。

因此，我们应该对章程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做出一些探索，比如可以约定，发生内部纠纷后，诉讼主体、诉讼程序的条款。虽然章程不是法律，但是还有很多探讨的空间，可以先从章程的设计开始，探索出一条在司法上可行的路径出来。

从未来立法角度，我觉得有一个路径是可以考虑的，就是由监事来提起诉讼。监事是代表社会公众来监督机构合法运营的，而现在法律赋予监事监督、诉讼的权力太少了，导致他的监督能力太薄弱了。

目前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的监事可以由民政部门选派，此外还可能由主要捐助人或业务主管单位选派，监事因此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民政部门可以探索建立一个公共的监事监督的机制。当某个社会组织出现矛盾，陷入困境的时候，民政派一个监事来调解，并且可以由这名监事去代表社会组织在法院那里提起一个诉讼。这样的安排可以解决其他人起诉的动力不足的问题。政府如果建立起了监事机制，费用可能由政府负担，而化解内部矛盾、提起诉讼则是监事的一个职责。

未来，在制定社会组织法、非营利组织法的时候，要涵盖争议解决、内部程序等规定，才能真正解决目前的困境。

主持人：也就是说，虽然立法、行政管理层面对于社会组织争议解决、诉讼还没有规定，但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可以先从设计、完善自己的章程开始，做出一些探索。

那么，现在社会组织的章程有民政部提供的范本，您认为哪些部分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呢？

何国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刚才已经提到的，要在章程中增加内部治理的规定，包括换届程序、内部矛盾的化解机制、临时理事会等特殊程序。

第二，在章程中增加民政在日常监管中的一些要求。举个例子来说，民政部对于基金会的要求是年末净资产不能低于注册资金。这是一个监管要求，但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将这个规定加入章程中，会使得民政的监管更有力度。

第三，增加社会组织在财产管理和处分，项目管理和监督方面的一些规定。这些方面的职责划分现在太过粗糙，很容易引发内部矛盾。比如增加对项目公益性审查的条款等。

第四，要完善社会组织退出的问题。增加清算成员，清算的职权、清算的流程等条款，畅通社会组织退出机制。

社会组织不怕有矛盾和纠纷，而是怕出现了纠纷以后陷入僵局，无法解决，还一直存在于法人库中。未来，应该在章程中加入退出的条款，进一步探索退出机制和相关的清算程序。

主持人：章程范本中还对理事等人员的任职资格有些限制，这些是不是也可以进行变通？

何国科：对，我认为有些方面也是可以变通的。比如，章程范本限定理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5年，理事年龄不能超过70岁等等，这些限定也限制了社会组织自身的自主权，一定程度上促发了内部矛盾。

章程要适应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对于社会团体而言，可能需要三年或五年一换届。对于基金会而言，尤其是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没有必要频繁进行换届。这既不符合这些基金会的需求，也增加了政府部门的监管与行政负担。

总而言之，章程要赋予社会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一方面需要增加一些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减少一些不合理的限制。

主持人：我们会发现社会组织的内部矛盾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包括了社会组织自身、行政管理层面、司法等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能够落实到立法中。那么，在立法层面上，您觉得有哪些前进的方向呢？

何国科：现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正在制定。民法典实施以后，条例的制定应该会根据民法典的实施情况，做出一些回应。

然而，条例毕竟只是行政法规，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司法层面的问题。当前阶段，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章程，赋予章程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自主权，这是当下阶段的一个出路。

主持人：也就是说，针对内部治理难题，社会组织要先完善自己的章程设计，去走司法途径，探索出一个成熟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后，再将其落实到立法之中。

何国科：没错。对于社会组织的内部纠纷，民政部门的解决并不具有终局性，还可能进一步产生纠纷。因此，对于所有的纠纷，应当都能够引导到司法机关去解决。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司法纠纷多，并非坏事，我会觉得司法纠纷多了以后，才代表这个行业才能真正成长，成熟。

主持人：再次感谢何老师，也感谢北京加速公益基金会对“法谈公益”栏目的支持。